但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作为抽象概念在概念意涵、内部构成、类型种属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混沌不明的情形，而行政行为虽然有缺陷，却并未彻底丧失作为法认识和解释工具的价值，因此，法律关系迄今并未彻底取代行政行为，现代德国行政法学体系也未像很多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完成典范转移[104]。
{3}鲁楠、陆宇峰：《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中的法律自治》，《清华法学》2008年第2期。最后，还要对规则系统内部进行逻辑一致的持续检验。
通过对迈耶学术生涯的历史性回顾，以及对后世德国学者持续努力的脉络性探究，会发现：上文所述的价值同一性和逻辑一致性，都已包含在了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过程中，并具体表现在以法律原则、抽象概念以及法释义学作为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的处理上。而他对于这一概念的价值填充和目标嵌入，也使行政行为自创设时起，就具有了鲜明的法治国趋向，同样也实践着法治国的追求。因为对国家权力运作形式化、客观化的强调，拥有更多技术性的行政法，相比宪法受到了法治国的更多青睐。体系化的法学科建构正是韦伯所言的现代法逻辑升华和理性技术渐增[10]的表现。在推行行政法治方面，迈耶表现得不遗余力，他在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总论》一书中，花了很长的篇幅描述德国从邦君权国、到警察国、再到法治国的转变，并宣称，法治国就是经过理性规范的行政法国家[40]。
法的形式理性理论提醒人们关注法内在的理性，并强调这种形式理性是法得以自治与独立的基础。此外，法学科体系同样为进一步的法律续造提供可能和方向。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规定的原则规定。
第127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3]参见朱力宇、叶传星主编：《立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为充分发挥监察法规的作用，必须考虑到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实际情况。究其原因，监察权具有实在性，但监察委员会不具有实体性，加之监察法规具有复合属性，共同造成了监察法规写入《立法法》的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合署办公中实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同时也保留了党规与国法之间的二元结构。然而，2018年修改宪法和制定监察法并未对此作出规定。
再次，监察法规可能具有授权性法规的形态。监察法规应当经国家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不过，地方立法割裂了全国性的民主同一性，因为地方意志的充分自主表达，实际上意味着某种分裂。程序性是指这部监察法规只涉及程序问题，不对监察立法权限和内容作出扩张。
[24]参见孟涛：《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现状与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24—140页。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家监察委员会官方网站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这一实践创新需要法治理论的支持，监察法规的入法方案就可以实现这一创新。如前所述，行政法规有授权性法规的类型。
位阶是指某类立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或等级。[22]两者实质重叠、内在一致、彼此互补，形成了对全体党员和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
最早阐释分权的洛克说：制定法律的权力归谁这一点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12]同注[2]，刘怡达文，第133—144页。
从理论上看，立法或可适度阐明合署办公的党政一体化体制的规范形式。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行政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就在权力监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存在此种结构，它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体化结构。可见，监察法规虽然名义上是监察权的内容，实际上也辅助党内监督权运行。这是因为军事体制含有紧急状态属性，必须考虑非常（态）法律的特殊性。从权力内容角度看，制定监察法规是监察权的一部分，制定出来的法规以服务监察权运行为主要任务，限于监督领域，不与管理型的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交叉。
[16]参见宋方青、张可：《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权限范围与制度构建》，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29—35页。其中，执行性法规、创制性法规是基于其内容权限进行的分类，授权性法规、补充性法规主要是根据其权力来源和任务所做的界定。
在纯粹意义上，监察法规是平行于立法者立法——立法权之外派生的行政立法这一体系的另一种存在。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施行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和监察权，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
在宪法和法律尚未对监察立法权作出规定的背景下，作为国家立法制度领域的基本法律，立法法作出背书式的规定，一定程度上补强监察立法权，但仍有不足。如果监察法规因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规定、违背法定程序以及被认为不适当，而应当被更改或者撤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更改或者撤销。
纪检监察机关既遵循党规又遵循国法，做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并举。相较于执行性法规一般不脱离上位法，创制性法规实现了规则的从无到有，可以没有直接对应的法律依据，表现在立法主题和内容上的创新。[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这是对监察权的一种有效监督方式。
（一）监察法规面对的挑战立法法将宪法和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并列作为监察立法权的依据，实际上等于立法法仅对它们作了简单背书，甚至可以认为是仅对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法规的决定》的背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监察法规。
未来可以考虑修改监察法，对监察法规的权限、程序以及监督机制等作出进一步规定。（二）利用职务上的影响实施的违法行为。
地方性法规中同样存在创制性法规。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过一系列授权地方立法的决定，如授权制定浦东新区法规。
行政法规是行政权扩张的结果。战区、军兵种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如前所述，2023年立法法修改所选择的方案实际上就回避了这一问题，对实践创新的支持不足，无法回答这种体制的合法化程度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如何消除外部疑虑，一直是改革的重要考量因素。
具体来说，应将监察法规纳入备案审查的监督体系，将监察法规作为备案审查对象。赋予监察机关立法权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就在讨论的话题。
[4][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2022年启动立法法修改工程，给监察立法权入法提供了契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出于功能性考虑，以国家机构补强党的机构，实质是加强党的领导。然而，行政立法存在侵犯立法机关立法权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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